周小川谈人民币入篮SDR 首定义经济改革开放“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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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2-10 11:06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从更高的层面认识开放的意义。即使开放存在各种困难和潜在的危险,依然需要坚持扩大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

  《财经》高级观察员 张燕冬《财经》记者 袁满 韩笑/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一起,跻身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之列,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第三大权重货币。2017年9月,在SDR新货币篮子生效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财经》(博客,微博)也为此独家专访了这件大事的亲历者和推动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周小川表示,专著更多的是从技术角度对人民币加入SDR的这一重要事件进行分析,他本人更愿意从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角度,以宏观视角系统地对此进行阐述和解析。

  事实上,在《财经》专访中,在不经意间,周小川已把自己的身份作了多重转换:他是睿智的学者,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从他嘴里缓缓流出,抽丝剥茧、提炼升华为“三驾马车”;他是儒雅的官员,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惊涛骇浪,在他口中隐去了其中的刀光剑影,只剩下抓住了“改革时间窗口”的欣慰和兴奋;他是求真的实干家,执掌中国央行15年;他是坚定的改革派,作为“改革先生”从不吝啬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和改革开放持续呐喊助威。

  历史性进展

  人民币加入SDR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或走过一个里程碑,它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推动力

  《财经》: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如果让您在整整一年后的今天,再次评论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您会做怎样的评价?

  周小川:我曾在2016年9月30日做了个讲座讲此事。一年后的今天,我想我的评价应该没有变化。在人民币正式加入SDR前,人民银行国际司就推出了五篇普及型的系列文章,对SDR的概念、加入SDR的基础和条件、人民币加入SDR的过程及其意义等,从技术角度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于近期出版了专著《人民币加入SDR之路》。技术角度的论证显然很有必要,但我在上述讲座上强调的是,还有必要从历史和宏观角度,从对外开放进程的视角更系统地观察此事。

  广义的对外开放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但最基础的是经济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进程中,驱动因素有很多,从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来看,我觉得有“三驾马车”值得关注。哪“三驾马车”呢?一是经济对外开放主要体现为贸易投资对外开放;二是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向是人民币汇率更多由市场决定,逐步走向合理均衡;三是减少外汇管制,方便对外经济活动,并逐步实现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或者较高可兑换性。可自由使用和可兑换这两者大意是一致的,但并不等同。正是这“三驾马车”拉着我们走了三十多年,今天走到这个里程点。

  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人民币加入SDR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或走过一个里程碑,它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下一步改革开放重要的推动力。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会更好地理解人民币加入SDR的意义,理解在此过程中我们有哪些进步,下一步要到哪里去。

  《财经》:这似乎是您首次定义经济对外开放的“三驾马车”概念,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理解?

  周小川:“三驾马车”这个词很多地方都用,比如欧债危机期间救助希腊时,把IMF、欧委会、欧央行称为“三驾马车”。再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市场化、民主化和私有化也被称作“三驾马车”。所以,“三驾马车”这个词的定义并没有那么严谨,只强调的是三者必须并行,捆在一起往前走,可能称“三位一体”更确切些。我想,三者中多数人都对贸易投资的开放有很多体会,所以我先从另“两驾马车”说起。

    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转轨经济体,基本上是从封闭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一般而言,从不开放转向开放的难处首先是汇率。在不开放的条件下,绝大多数时候汇率都处于不合理、不均衡的水平。为此,外汇管理部门需要对用汇进行管制,而外汇管制又使对外开放的门打不太开,或是打开一点后又合上一点,甚至重新关上,时间长了就逼你下一步做出鲜明的体制选择。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外汇管制很严重的情况下实现开放型经济,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汇率严重偏离均衡的情况下实现国内外市场的良好互动。那么汇率水平合理化的具体度量指标是什么?就中国而言,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人民币汇率给出了正式定义,即“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对汇率既强调合理均衡,也强调稳定。2005年,我国又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些具体提法一直沿用至今。

  从减少外汇管制的概念来看,与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就像化学上讲的PH值,酸性升高就意味碱性走低,碱性升高就说明酸性走低。同样,减少外汇管制,就意味着货币可兑换程度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提高,就意味着减少外汇管制。所以说,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体两面,与希望达到的对外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也与汇率形成机制密切相关,外汇管制条件下的汇率不可能是真正的市场均衡汇率。从金融改革来看,对外开放的过程就是汇率趋向均衡、可兑换程度提高的过程。总体上,你想要什么样的开放程度,汇率机制和外汇体制就相应需要配合到什么程度;反之,选择了什么样的汇率机制和外汇体制,也基本决定了什么样的开放程度。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外汇管制的逐步减少和汇率走向合理化。

  同时也要看到,早期的汇率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是不易下决心的,是充满争议、担忧和风险的。之所以能得以启动,源于贸易投资对外开放的需要。而转轨经济对外开放的动力则源自于对集中型计划经济的失败、低效和苦难的认识和反思。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的进展和得益,又不断对汇率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以致人民币可兑换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逐渐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与贸易大国,中国有一段时间的贸易依存度达到了60%-70%,现在依然很高。所以说,人民币加入SDR,说明贸易投资对外开放、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和减少外汇管制“三驾马车”拉着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道路上走了相当长的里程,迈过了很大的台阶,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不少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三者的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基本是一起往前走的。三者既相互配合和促进,也相互影响和牵制。

  “三驾马车”推动中国对外开放

  农业、工业和对外开放这“三驾马车”之间互为条件、缺一不可的关系十分清晰。正是三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不断推动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发展阶段

  《财经》:如果站在连续的历史角度看,“三驾马车”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究竟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周小川: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也有自己的“三驾马车”:一是在农业和农村,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工业(首先是轻纺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从轻纺工业、五小工业起步,展开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物质刺激等政策讨论;三是经济的对外开放。其中分为贸易投资的政策改革、汇率机制和外汇管制的改革,随后,对外开放又逐步超出经济范畴,也就是前面说的广义的对外开放。“三驾马车”是其中经济对外开放的主要动力。1979年后,围绕这三匹“大马”,我国推出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三驾马车”改革进程表后附)。分阶段来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和上世纪80年代,总的方向和行动是扩大对外贸易、不断改善和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出台了多项政策和法规;贸易从垄断经营逐步走向贸易自由化,官方表述是简政放权、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工贸结合。在80年代期间,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先后调整五次,从1981年初的1.53逐步调到1989年末的4.7;允许外汇留成调剂市场的非官方汇率并存。同时,外汇管制逐步有所放宽,成立外汇管理总局专门管理,允许出口企业享有外汇留成,发行外汇兑换券并流通,后又在各省成立外汇调剂中心(平行市场),并通过不断调高外汇留成比例逐渐放宽企业和地区自主创汇、用汇,到80年代末,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企业和机电产品出口均获得100%的外汇留成。

  90年代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开始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强调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期间,1994年1月1日启动了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外汇管制大幅削减,1996年宣布实行(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愿景也在此期间提出。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